SCARPA赞助运动员、知名英国女性登山家Diahanne”Di”Gilbert和我们分享了她2019年春季成功登顶珠峰的过程，这是一个袒露心声的真实故事，发生在珠峰北坡，中国一侧。以下为Di Gilbert的自述。

Diahanne Gilbert

2019年5月24日，我站在了地球最高点：珠穆朗玛峰的顶端。十四年前，我曾有荣幸作为Adventure Peaks探险队长站在这个同样的位置，今年再次登顶，让我成为英国第一位两次带队成功登顶珠峰的女性。这个荣誉是个幌子，其实我的故事背后的真正动力，是想分享我在攀登珠峰时的经历感受、所思所想，那一面是许多人都不常谈及的一面。

从2004年开始，我便一直在8000米级雪山间活动，从K2到马纳斯鲁峰、卓奥友峰，积累了较多知识和高海拔攀登经验，在人的一生中的某个阶段，总会经历一些高峰和低谷。

Di Gilbert最爱的高海拔登山靴是SCARPA Phantom 8000，她说“这就是我的十个脚趾头都还在的原因”。

2019年的春季珠峰登山季已经结束，但是主流媒体的新闻和讨论还没有结束。2019年的珠峰不会因为其刷新历史纪录的登顶人数（尼泊尔和中国两侧、外国人和当地人共有885人登顶）而被人铭记，也不会因为多棒的攀登经历而难忘，人们更可能记得的是那些悲剧和损失。

接下来要分享的事就非常个人、非常情绪化了。欢迎探讨，请轻喷。

这次我带领一支3个人的队伍去攀登珠峰北坡线路：Nick、Kirsty、Paula，他们都是努力想成就一些非凡事情的普通人，但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登山者，曾多次攀登过8000米的雪山。队伍中还有5名强壮夏尔巴：Phurba、Pemba、Phirinhee、Phur Semba、Nurbu，他们是队伍十分重要的一部分。

从中国西藏一侧的大本营望向珠峰
这个登山季珠峰北坡只有两天潜在的登顶窗口，23日和24日。理想情况下，3~4天的登顶窗口比较能保证北坳至峰顶的上下更加安全。但是，今年的风就是这么不给力，再加上西藏登山协会的冲顶修路队伍进度比预计的落后，我们陷入了困局。据说他们能在22日修好路绳，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

和尼泊尔珠峰南坡陆续有队伍登顶的情况相比，北坡显得相对安静，我们的计划并未被压力打乱，队员们都在山间活动、训练，做着准备。

在离开珠峰大本营前，我们进行了一次坦诚的讨论：万一事情不按计划进行怎么办。而我最大的担忧是，风速增强的时间比预告来得要早，伴随而来的极低气温会让我们的队伍暴露在冻伤的高危之下。在雪线之上，一点小问题都会被放大数倍。

前往北坳的路线

接着，珠峰南侧已经有死讯传来，我们清楚意识到，北侧这边发生不幸也不过是时间早晚。在珠峰之上，没有所谓的救援队，从我的经验来看，出了事你只能靠自己，你的队友和夏尔巴就是你的救援力量。你的万般准备和计划，总是无法阻止意外的发生。这很残酷，但不是每个人都理解这一点。我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在肩上的那种压力：我们是不是会错过本季的窗口？我要怎么向队员们解释？

在前进营地，很多支队伍都瞄准了22日和23日登顶，我松了一口气，这样我们24号登顶日会安静多了。

我得找一个局外人聊一聊，于是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，之后我决定坚定地按照计划进行，只是我们将在23日傍晚早些出发，以便赶在狂风大作之前冲顶。即使失败了，我们也有足够时间抵达北坳然后折返回来。

我们的登山队员与夏尔巴是1:1的配比，整个行程都是这样，而且从前进营地开始我们便一一结组，以便培养牢固的关系。我的夏尔巴是Phirinhee，他是唯一一个还未登顶过珠峰的夏尔巴，但是他经验丰富，曾经服务过数不清的高山徒步和登山队伍。每个向导和领队都必须经历他们第一次攀登珠峰的过程，这次是Phirinhee的机会。

他是一个强壮、经验熟练、友好，可以说是全能的小伙子，接下来的4天里，我与他共用一个帐篷、共用睡袋，食物共享，背靠背聊天，说着对他而言不太流利的英文，就这样我们建立起一种特殊的羁绊。之后，我称他为我的“守护天使”。

往北坳的地方回望，那片黄色小帐篷显得多么安全温暖

前往C2（7600米）的路程相对痛苦而且缓慢，风很大、很冷，直到海拔7300米左右，我们开始吸氧。抵达C2之时，风力依然没有减弱，我们能做的就是躺在帐篷里什么也别做。那天晚上无人能眠，无人有食欲。去上个厕所简直是自取其辱，四下毫无遮挡，一切一目了然。

我们前往C3（8300米）那天，正好是这个登山季的第一个冲顶日，理所当然的更慢了。一个可怜的家伙被两名夏尔巴拖拽着下山。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上，这样的场景是很常见的，到达这个海拔高度的人们已经疲惫至极，食物和水所剩无几，而大家还在逼迫自己超越极限。

在C3，夏尔巴们只准备了三个帐篷，我们三人一个帐篷地挤在一起，这体验既糟糕又舒服，毕竟在C3这样的环境里，人类的基本需求是无法满足的，甚至是食物和水都不够。

冲顶营地（8300米）是在一个斜坡上

过了一会儿，Phurbu钻进了我们的帐篷，为天气忧心忡忡，询问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决定。我说，到晚上8点，如果天气好转我们就上，否则就下撤。

经过一致决定，Nick、Phur Semba和Nurbu提早一个小时出发，剩下的人大概晚上20：30出发，在冲顶大军到来之前，我们都能有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。

或躺或坐，我们在帐篷里等待着时间节点的到来。听着外面其他队伍的谈话声，有的疲惫不堪，有的似乎很欢快。时间一久，外面的谈话声也变得模糊了，缺氧使得我们的大脑迟钝，疲倦让我们的身体开始不听使唤，在这个拥挤睡袋里，睡着是不太可能的，只是尽可能地休息。

接下来的一声咆哮把我从意识边缘拉了回来，那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的声音，让人印象很不好，我能听到她的夏尔巴埋怨的咕哝，甚至能想象他正在翻白眼的样子。很快，我便听到了Kirsty的声音。

Kirsty是我认识的人中最nice的人之一，她不仅充当我们的队医，还自发给其他队伍成员和夏尔巴看病。她在军中的头衔是上校，不仅有着丰富的前线医护经验，还是一名高海拔疾病专家。我印象中Kirsty一直是个内敛的人，不过，刚刚那个大吵大闹的女人明显触怒了Kirsty，瞬间爆发了：

“你TM不赶紧闭嘴，我就扇你耳巴子！”

神奇的是，那个女人真的立马闭嘴了，嘟囔着离开，之后我们再也没见到她。

其实，我们只是需要休息。

太阳落山之后，风速竟然真的开始下降，我们在晚上20:30从营地出发了。一出营地，一抬头，只见一串头灯缓缓下山向我们走来，他们是前天出发去冲顶那帮人，已经在外至少20个小时，他们一步一步僵硬地挪着，像行尸走肉一般。

前面没有排得长长的队伍，没有漫长的等待，当我们来到第一个短陡坡面前，发现地平线上有一束静止不动的头灯的光照射过来，顺着光看过去，是一个静止不动的躯体。我的心沉了下去，胃里一阵翻腾。那个人的身体还和路绳连着，只见头灯动了动，人挣扎着坐了起来，痛苦地呻吟，氧气面罩和氧气还在，但一只手套不见了。接着，那人又摔下去几米，停在了一个平台上，保持坐姿，然后开始说话。

天呐，我们见过她！我朝她大声吼着，“动起来，要活下去！要活下去啊！”她似乎对这句话产生了积极的反应，开始在平台上挣扎着站起来。在我的向导帮她设置好绕绳下降器之后，便继续我们自己的攀爬。从山上往下回望，我看到了那个孤单无助的身影，忍不住自问：是不是应该再做点什么？这个问题在之后的几天里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。

随着攀登的继续，我开始计数——我在数这一路上遇到多少死了很久而仍在原地的尸体。有的就坐在路边，膝盖弯着，头耷拉着，我感到难受，转过头去，然而，头灯照过去的地方又是另一具尸体，蜷缩在路旁的岩石裂缝里。没有人说话，我甚至都不敢让头灯灯光偏离路线，以免又照到一副冰冷的身躯。

珠峰北坡
我们追上了Nick和他的夏尔巴，简单聊了聊状态。在过去的12个月里，我和Nick很多时间都在一起度过，和他一起登过安娜普尔纳四峰，而且我知道他在登山这件事上很敏感。于是，不多一会儿，Nick就做了一个非常理智的决定，就在抵达第一台阶前，他决定返回下撤到前进大本营，不跟我们去冲顶了。

其他人继续前进来到了第二台阶，可是照亮了这节台阶的，不是我们的头灯，而是一具尸体的头灯。我难受得差点吐在了面罩里。想象一下，不到24小时前，有这么一个人曾站在珠峰峰顶，欢庆着自己的成功，而这一刻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却已没了性命。

这是2019本季珠峰北坡唯一一例死于冲顶营地之上的案例。看着那眼熟的蓝色夹克和黑色的登山裤以及辨识度很高的靴子，我一声惊呼“那是X吗？”情绪一下子涌到脑顶，冲破泪腺流了出来，然后Phurba望着我，“不是他！”我才松了一口气，但仍然心中沉痛。在抵达峰顶之前，我默默地数着沿路那些早已魂归高山的身体，总共11具。

5月24日早上6点，我们登顶了珠峰，感谢天公庇佑。然而大家都没有庆祝的心思，艰难地在峰顶待了10分钟，拍了些照片，电池也扛不住挂掉了。

我们队伍的登顶成员与夏尔巴们

下撤路上，遇到几支小队伍，洋溢着马上要登顶的欢乐和喜悦，似乎他们并没有遇到第二台阶处的尸体。难道有人把他带下去了？不，并没有，我们又一次经过他身边，那感觉和第一次一样难受。

之后我们与各自的夏尔巴结组下撤，慢慢地拉开了距离。11点左右，天气又开始变坏，留在C2休息是不合适的，于是我们所有人都在C1汇集。Kirsty继续下撤去北坳，Paula、我还有Phirinhee在C1休息了几个小时，醒来之后，我们也继续下撤至北坳。

也就是在此时此地，听说了另一个登山者在山上殒命的消息，然而并不知道是谁。会是那个被我们留下、孤零零下撤的她吗？

下撤至冲顶营地时留影.

接下来的一天里，我们就返回了前进营地，藏族厨师小伙子已经徒步到换冰爪的地方，给我们带来了一背包的可乐和雪碧，那是几天以来最爽口的饮料。

在营地休整，大家对于登顶日的情况都谈论不多，很显然每个人都在努力消化那一天。后来得知，第二名死者不是我们那天遇到的人，所有人都长舒一口气。

在大本营以及返回拉萨的几天里，我们的队员们才慢慢开始谈论登顶日、开始感受到一场远征探险成功后理应体会的喜悦。回到苏格兰一星期之后，我才写下这篇文章记录。

我经常被问到：为何一直回到高海拔攀登？

我便用曾读到过一句话来回答——

没有“死”，“生”便没有意义。

在我的经历中，没有什么比爬珠峰更接近死亡了。

人生没有彩排，时不时将自己推向极限边缘，

会让我更加感激活着的每时每刻！

我与队员、夏尔巴之间那种生死与共的羁绊，

是无法与别人言说、无法复制，也是无法打破的。

登山，不是适合所有人，这我明白。

如果每个人喜欢的事物都一样，

这个世界岂不是很单调无趣？